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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特供制度揭秘
2018-07-06 16:32:51 来源:红楼驿站

有一年初夏,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,然而季节不对,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。针对这样的特殊需求,农场经过努力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。

       有人仰望通过有效治理而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蓝天白云,感慨地说:多亏了空气不能“特供”。“特供”,是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,宽泛地说,皇家的贡品就是“特供”。这里,我们仅把当代叫做“领导特供制度”的源流做一下简单的梳理。
 
     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“疗养食堂”,可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。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了“小白桦”商店,苏共中央干部可以凭“特殊配给卡”,以低廉价格购买国内稀缺的食品和进口货。
 
 
     1941年9月,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。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,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。比如,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。其中,小灶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。
 
 
      建国后,各式各样的“特供”有增无减。从政府出资运营的“菜篮子”,到依口味定制的香烟,到只为领导人制衣的裁缝,60多年来特供制度未曾间断。
 
      “34号”供应部
 
 
      这个机构成立于1955年12月,正处级单位,对外只用数字“34号”来代表。设立伊始的使命,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、外国访华元首以及类似国宴等重大国事活动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。在当时,这被明确为一项长期的“政治任务”。
     
      这项政治任务在1956年由公安部移交中共北京市委,移交后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,后又划归第二商业局,自此成为庞大特供体系中的关键一环。
     
      通过原二商局干部高智勇的回忆,我们可以了解到“特供”制度的特别之处,以及对负责、参与“特供”事务人员要求的严格程度。
     
      “特供”之“特”,在于三个方面,即:安全第一;高质量、高水准第二;方便第三。原料生产、采摘、采购、监测、加工、制作、化验、包装、调运、配送、验收等各环节,皆由专职人员、专门车间、专用设备、专库、专车进行。 
     
      为保证绝对安全,负责“特供”业务的干部与职工,由商业局领导亲自选调,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,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。政治态度、出身背景、家庭成分等,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。
     
      同时,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“特供”政策与组织纪律,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,特别是“特需”对象的需求喜好,以便工作中落实。

      1972年2月21日,一场秘密国宴就是由“34号”供应部全程负责。招待的客人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。
     
      为确保万无一失,宴会的菜谱和菜单设计等事务都由周恩来逐一安排核准并亲自圈定。此前,他还亲自召集有关部门开会,一再强调准备工作要做好做细。
 


国宴期间,美国第一夫人帕特·尼克松在北京饭店饶有兴趣的参观了后厨。

     1959年至1961年,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,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。

      对享受“特供”待遇的干部,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。如“四副双高”(人大副委员长、国务院副总理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副主席,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)的标准是: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,每户每天增加供应鲜肉1斤,每月增加供应鸡蛋6斤,白糖2斤,甲级香烟2条,食油、果蔬等适量。
     
      在困难时期,执行特供任务的“34号”供应部,能做到保证供应,实属不易。据凤凰卫视报道,由于商品匮乏、食物短缺,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,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,全力以赴支援北京。

      香山农场
 
 
      比“34号”供应部更早的,是北京玉泉山附近的“香山农场”。
     
      建国后不久,在历来被称为“皇家禁地”的北京玉泉山附近,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——香山农场建成。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,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。

      在供给制年代,首长没有工资,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。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,由公务员打回去,菜肴变化不大。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,就做什么。除了保证“五大书记”(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)的需要外,其他首长只能按照“先来后到、多则多给,少则少供”的办法来解决。
     
      进入薪给制年代,香山农场则以“真材实料”和“物美价廉”来保证供给。
     
      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,其规模也不断扩大,并在部队介入下,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——玉泉山农场。除了稻子和蔬菜外,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,栽种果树。
     
      到了收摘季节,果品分为一、二、三级。以苹果为例:一级最好,专供首长;二级次之,供机关幼儿园;三级最差,供机关工作人员(包括首长孩子)。
 
 
周恩来视察香山农场。
 
      有一年初夏,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,然而季节不对,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。针对这样的特殊需求,农场经过努力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,如苦瓜、青椒、木耳菜、南油菜、无籽小西瓜等等。对此,有人解释为“专供中的特供”。
     
      1956年后,香山农场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。之后,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,改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。巨山农场位于西山脚下,水质、大气、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,主要以绿色食品生产为主。目前,仍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。

      “132小组”

      四川什邡是有着近200多年种烟历史的晒烟之乡。然而,最让什邡烟厂为人称道的,则是当年为领导人生产特供烟的“132小组”。

      由于原料缺乏,甲级卷烟在1960年也被列入特需供应范围,首先保证外事和国家重大活动用烟,其次是供应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。
     
      范国荣,当年什邡烟厂的制烟工人。1964年秋,他收到烟厂书记的通知,“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”。入选的成员一共四人,都是政治合格、技术过硬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。去了成都之后,他们才知道是要给贺龙造烟。
     
      忙完了,四名师傅回到什邡。不久,党委书记又通知他们: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纸烟,现在犯了咳嗽病,所以改抽雪茄。现在,咱们厂开始给毛主席制作雪茄。
     
      接到任务之后,什邡烟厂共研制出35个雪茄配方,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。其中的1、2、13、33号成为选定产品,毛泽东选定了味道较淡、食指般粗的2号中型雪茄。
 
 
毛泽东抽的2号雪茄烟。
 
      1971 年“九一三”事件后,为了确保毛泽东抽烟安全,供烟生产组从什邡迁往北京。由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,给毛泽东供应的是2号烟,生产组被称为 “132小组”。小组设在南长街80号,墙上拉着电网,门口有士兵站岗,对面是门牌为81号的中南海。“132”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,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。
     
      给中央领导造烟,安全最重要。范国荣老人回忆,“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,安全措施非常到位,周围拉着钢丝网,进屋以后,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,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。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,门窗都要上封条”。
 
 
      1976年9月,毛泽东去世,“132”在年底宣布停止生产,范国荣等人转成北京烟厂的职工,特供烟的生产交由北京烟厂负责。
 
      红都服装
 
      新中国成立后,国事交往、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化,领导人出席重要活动增多,着装得体显得十分重要。
     
      1956年,中央办公厅决定,从上海把一些当年专为洋人服务的“红帮”裁缝调来北京,组成“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师服装加工部”,即后来的红都公司,专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做衣服。
     
      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后,12名“红帮”裁缝被选用。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,日常通信必须遵守保密制度,外出还要特别批条,按时回来再销假。
     
      他们接到的首项任务,是在9月中共“八大”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,让他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主席台上。
     
      8月的一天,已是半夜12点,技术最好的田阿桐裁缝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书房,他要为毛泽东量体制衣。出于安全考虑,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“目测量体”。但凭着丰富的经验,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。
     
      根据毛泽东额头宽,脸庞大,身材魁悟的特点,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的款式进行了改造。他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,将传统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,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。在裁剪上,为突出毛泽东身材挺拔,田阿桐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,后片比前片略长,垫肩稍微上翘,中腰稍凹陷,袖笼也略有提高。
     
      毛泽东对这套服装非常满意,还特地拍了一张半身标准像。后来,这张标准像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,田阿桐由此包揽了7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所有的制装任务。
 
 
      随着改革开放,中共领导人着装风向也在变化。
     
      1983 年2月,胡耀邦与深圳市委、市政府同志座谈。他问道,“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?我赞成你们穿西装,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”。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笑着说,“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,我们才没有顾虑,胆子才会壮起来”。胡耀邦则回答,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。
     
      其实早在1981年,田阿桐师傅就开始为胡耀邦制作西服。胡耀邦是第一位请红都制作西服的中央最高领导人。红都技师为中央领导人制作的西服,通常采用平驳领、前襟两粒单排扣,显得干练庄重。
     
      1984年后,红都服装走向社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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